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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彩金网站:《罗孚友朋书札辑》中的一些记忆

2018年01月04日10:40  沈芸

夏衍和朋友们(左一夏梦、右一罗孚、右二为香港摄影家陈复礼,摄于八十年代初)沈芸提供

得知 《罗孚友朋书札辑》 一书出版,特地向编者高林 (徐时霖) 先生讨了一本。他的祖父是徐铸成先生,与我祖父夏衍是老朋友,而罗孚 (罗承勋) 先生也是我爷爷的老朋友。

几层旧谊的关系,使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期待。

但是,书中却没有收录我爷爷的书信。

向徐时霖先生求证,徐先生证实说:“没有,罗孚的收藏中没有夏公写给他的信。可能是没有写信,如写了,罗孚是不会不保留的。当时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过,我在 (19)86年和87年,曾跟罗孚一起去你们家见过夏公,当时还有范用先生等。罗孚在一些文章中也写过和夏公的交往。”

这正是罗孚“北京十年”的时期,他当时的笔名是柳苏,柳宗元的柳,苏东坡的苏,隐喻他本人所处的境遇。

我要说的是罗孚跟我祖父交往的另外一件更早的事情,犹如严冬过后的一股暖流。

在已经出版的“夏衍书信”中,的确没有夏衍致罗孚的文字。但是罗孚的名字曾经在夏衍书信中出现不止一次,最为集中的是在致李子云的一组书信里,那是在1977年的10月过后,百废待兴。

祖父于1977年的7月25日,恢复了组织关系,这恰恰是他党龄满50年的时刻。他去信告知李灏、柯灵等老友。在给柯灵的信中,他用了“雪后青松,更显得苍劲有力”这样的字句,以示他心情的快慰。

复出后,他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,主要是要做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。

我祖父在那年9月16日去了上海,住在他瑞金一路的二姐沈云轩家。李子云告诉我,那是她自1962年,与我祖父整整15年未通音信以后的第一次见面。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,如今要拄着双拐,拖着残腿走路,她的心中唯有“悲愤”之情。

尽管祖父一再交代:“上海熟人太多,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……同时,我留沪时间不长,还想检查一下身体,故请你暂时‘保密’,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‘朋友’也。”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还是闻讯纷纷去看望他。

体检以后回到北京,祖父在10月 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到:“(瞿) 白音、(田) 念萱同志的信收到,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,慢一点也不妨事。”

这里指的应该是股骨颈置换人工骨的手术。31日他再一次致信李子云:

“念萱同志来信收到,可能上次写的规格、数量都不够清楚,所以已把原透视片寄给袁宗灿,请陶大夫再开一张详细的规格、尺寸……届时仍请你转交白音同志转给田鲁代办。(同时,还请你复写一份,因万一香港办不到,郭老的日本夫人说她可以到 日本去买。)”

这里提到的袁宗灿是夏衍在上海的外甥。而田鲁,即后文会提到的查良景的笔名,电影编剧,解放初期由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调至香港长城影片公司。

人工骨的购买似乎一波三折。转年间刚到春节,祖父又写信给李子云:

“今天是‘年初三’,趁没有客来的时候,给你写这封信,祝贺新年。……昨日接念萱同志来信,关于托查君买人工骨的事,一下子搞胡涂了。她说 《大公报》 的某君已‘买好带京’,但前几天 《大公报》 的罗承勋来看我,说去找过查良景,查说‘没有收到尺寸’所以未买,希望赶快把尺寸、图样寄给他去云云,罗在京十天,回港前又来问我尺寸寄出了没有? 我说已由洪遒带去,由洪转给查了。而现在从田大姐的信中看来,查并未收到尺寸图样,这样,事情如堕至黑雾中,弄不清楚了。我再三思维,只能要袁宗灿再弄一份尺寸规格,直接寄给我,由我处直接交给《大公报》 在京代理人,由他们去办,不必再经过查君转手了。念萱同志两次来信,均未写地址,所以只能托你转告,并致谢意。”

终于,在月底,此事有了下落。“人工骨已由费彝民带来,昨日散会时碰到他,他说此件是罗承勋买的,是查良景把尺寸型号交给了罗,罗买后交费带回的云云,费并说,罗不肯收钱,为了‘略表敬意’,这当然不好,会后我当再和费讲清楚。东西现在费处,他说会后送到我家。此事请告 白音、念萱同志,谢谢他们的帮助。”1978年2月28日,祖父赶紧写信告诉李子云。

手术是决定在上海做,所以一个月的工夫,“人工骨已带给袁 (托柯灵带沪的),如尺寸型号符合再考虑去沪时间,还有,请田 (念萱) 再写信问查良景,请查了解一下人工骨的价钱,因罗承勋不肯说,我无法还债也。”(夏衍致李子云,1978年3月23日)

然而同年,罗瑞卿将军赴德国做人工骨置换手术,术后因心肌梗塞于8月3日去世。此事使我祖父彻底放弃了做人工骨置换手术的念头。

他这是第二次放弃腿的治疗了。第一次是在监狱里,因为给他吃橡子面,导致胃出血,问他,是治胃还是治腿? 他选择了保胃弃腿。

买回来的人工骨在家里放了有一阵子,“债”后来肯定是还了,这是我祖父的风格,至于是如何处理的,我们已经不知道了。

最初购买的出资人是罗承勋,这件事是在2005年 《夏衍全集》 整理出版时,李子云把这批书信公开后才为世人所知的。

那时,罗孚先生仍然健在。他对我祖父的“略表敬意”,让人想到了吴祖光当年送给我祖父的诗:“损目折肢事可伤,曾经百斗战魔王。龄同世纪功同寿,谤溢江河罪满墙。”

损目折肢,从此伴随着祖父的晚年,但祖父枯木逢春,老而弥坚。

我小时候对罗孚的印象,是在我们搬到大六部口以后,只知道他是香港人,在 《读书》 上经常读到他的文章。我祖父则习惯称他的本名罗承勋。

那时候,我们家里每天都有一卷一卷的香港报纸寄来。祖父跟香港的左派媒体有着紧密的联系,香港 《大公报》 社长费彝民,副总编辑兼 《新晚报》 总编辑罗孚,香港 《文汇报》社长吴荻舟,总编辑金尧如,都是他的老朋友。

我祖父有过“白头记者话当年”的办报生涯,并且,在1948年接替章汉夫任香港工委书记,负责与各个民主党派联络。

1986年,范用给我祖父送来了三联书店给罗孚出版的书 《香港·香港……》。“范用同志:

手札及赠书,均收到,谢谢。给罗孚出了书,是一件好事,在大转折大动荡时期,历史常常会捉弄人,有时甚至是很残酷的,我所认识的朋友中,这样蒙受过折磨的人不少,对他们给以友情的慰藉,发挥他们的余热,应该说是‘古道可风’,甚佩。罗孚回京后,可请他来舍一谈,当然我并不想了解这件事的底细。严寒已至,望多多珍摄。问好!

夏衍 八六,十二,十六”据说范用接到信后复印给了罗孚,然后,罗孚就去了大六部口14号。这封信的原件,现在应该是跟范用的藏书一起保存在上海出版博物馆。

“以后,罗孚多次到大六部口去看望夏公,夏公当然也没有问什么‘底细’,只是和罗孚谈论文艺、品评作家、懒寻旧梦,还有他们共同喜爱的猫……”(高林:罗孚和他的 《北京十年》)

很多时候,语言是多余的。

有人曾经问 (黄) 苗子伯,这一辈子的坎坷,收获了什么? 他讲,爱情就不用说了,一生收获最多的是友情……一旁的郁风阿姨听着频频地点头。

我想,这恐怕是我祖父及周围老朋友们的共识。特别是“二流堂”那一伙子老伙伴们,在风雨兼程的几十年间,如果没有友情的支撑,是很难熬的。

当他们老了,头发花白,睡意昏沉,炉火旁打盹,等待着的依然是老友们的来信。

“罗兄:……你一走,我们真的感到很寂寞了,尤其是宪益的小客厅,先是少了二黄 (苗子、永玉) 和郁风,现在又少了一位,侃大山也侃不起劲了。”

“萧铜已见到,约丁聪一起到西四小吃街喝二锅头,花生,毛豆,爆肚,外加一碗刀削面,这次三个人喝了八两酒,在我算是破格。”

“罗兄:舒湮兄来电话告诉我,才知道兄中风住院,我一直为此担忧,总觉得兄过于劳累,果然不出所料,舒兄说你一出院,又应酬起来,让家人扶着去,又叫我不知如何劝你才好! 酒是无论如何不可再喝,实在不行,用嘴唇沾一沾就是,文章你不能不写,但拼命万万不可。朋友的事,也不可像过去那样过分热心了。总之,我们在北京的,对你一万个不放心,我只好求你看在朋友的份上,保重又保重!

我的腿已好得多,但还是不灵,走路十分吃力,因此,我只好收心养性,坐在家中。苗子夫妇回来时,朋友们倒来我家聚过几回,苗子说,他们如回北京定居,一定要搬到方庄和我为邻。这里环境甚佳,我的房子也算宽敞,阳光暖气充足,可以不再受冻,就是僻居一隅,朋友们来一趟打的要化不少钱 (丁聪一来一往要五十几块钱)。

我过着刻板的生活,晨起收拾房间,然后听新闻,等中午来报。幸好收到朋友的赠书不少,还可以消磨时日。宪益的诗集印得很漂亮,是兄出了大力,还花了不少钱。他把我正式归入二流堂了,唐瑜来,说要把堂主交椅移交给我,我怎么担当得起。……”

“承勋兄:……我认为您还是迁回香港的好,来往的朋友多,不至于寂寞。我现在还是跟从前一样过日 子,老朋友有机会就聚会。只是乃迭、凤霞、舒湮这几位不在了。苗子、郁风又从澳洲回来了,搬到很漂亮的公寓,十分高兴。上星期请丁聪、宗江夫妇和我吃了一顿,很开心。”

“罗兄:老友聚会越来越困难了,走不动。亦代完全不能出 门。祖光自凤霞走后,不大说话了。每次见到他们,心里很难过。……我今年七十七,望八了。大毛病没有,只是精神不如以前,除了午睡不可少,吃过早饭也有点昏昏欲睡,要坐着打一回盹。

丁聪动手术后,还是依然如故,宪益情绪尚好,想得开。只是难得去看他,从我家到他住处,打的一来一往需百元,自从搬来方庄,朋友也来得少了,……”

“承勋兄:老伴于去年九月突然脑溢血,昏迷未再醒来,就此分别。遭此变故,难以接受,心绪很坏。……我现在很少出门,老哥儿们走的走,老的老,难得见面。……平日在家看书看报刊消磨时间,晚上女儿女婿下班回来(他们已搬来住),白天无人说话,颇感孤寂。我身体还可以。”

以上,是晚年的范用致罗孚的一组书信,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老友的惦念,对老去的哀伤,满纸的“孤寂”。这种情绪也出现在一向坚强乐观的沈峻阿姨写给罗孚的信里:“最近华君武,心肌梗死住医院,不太严重,已恢复。潘静安也心脏病突发,差点完蛋,现也缓过来了,看来,上帝已开始向我们这批人招手了。”(1993年8月7日)

这是“二流堂”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呈现的另一面基调。不同于以往活跃的“二流堂”及受难的“二流堂”,曾经活色生香的老人们正在走向迟暮,“故旧凋零,老境逼人”,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。

“罗孚兄:新春恭禧! ……今晨得夏公谢世噩耗,一代左翼文坛巨匠,从此永诀。我少年有幸追随,恩重如山,悲痛之深,兄当可想象得之。……今日居家不出,心绪暗澹,幸恕草草。此颂春安 柯上 国容附候 1995.1.6”

一贯严谨的柯灵先生在写这封信时,大概是心情已经悲痛到极点,情绪很坏。以至于把落款的时间写错了,整整早了一个月,我祖父是在1995年2月6日凌晨去世的,当时正值春节假期。

对于他们这样一生都保持高傲尊严的老文化人来说,亲朋的离去、身体的病痛、人情的冷暖和境遇的窘迫,不会轻易示人。而在 《罗孚友朋书札辑》 中,这种倾诉是常态,并且,还带有着强烈的个人色彩。

“罗孚兄:年前收到你的结业报告,欣慰之情,悦如身受。……估计你已平安到达老家,过了特别愉快的春节,真值得好好的祝贺。愿新岁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! ……”柯灵在1993年1月的这封信里,畅想着次年的5月,能够偕夫人陈国容校长同行,受邀参加在香港举行的“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”,此次香港之行,对他们夫妇是阔别后重到,感慨良多。

与范用的孤独不同,柯灵晚年的难言,应了那句电影台词:“没想到人生最难翻越的,是生活。”

90年代,柯灵要卖“齐画两帧”解困,整个过程颇费周折。依照他的性格,这件事,一定是要控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的。他向罗孚求助,信中道尽原委。

“……接到我八十岁的老学生来信,知已将鬻画之事奉托。此事只好麻烦你了。笔墨生涯,当了此一生,绝不做他想。但商潮澎湃,生计越来越困顿,我不得不把改善暮年生活,稍苏积困的希望寄托在这上面……”(1993.6.23)

“孚兄如握:奉书欣慰。鬻画济困,重劳心力,于心不安,感谢之类的话就不说了。

商潮勃兴,文士途穷,殊非所料。一向以淡泊 自甘,但修养不到孔 门颜回的程度,颇以竭蹶为苦。‘文革’之后,烧水器一去不返,每有机会住宾馆,第一事即效太真故事,兰汤沐浴,清除污染,事毕看看浴缸之脏,不免英雄气短,羞见仆欧,一如楚霸王愧对江东父老。老舍 《老张的哲学》 中,说老张一生只沐浴三次:一次出生,一次结婚,一次去世。我比老张路犹宽,思之不觉莞尔。

涸辙之鲋,不求湖海之大,得西江一勺水,优游卒年,不至有朋自远方来,连招待到市楼一饭也自惭无力。于愿足矣。

此举志在救穷,不在救急,不妨稍待时日,待价而沽。一切由兄主张,仰仗鼎力。倘能于腊尽春回之际解决问题,得以欢庆春节,自是一大佳事。……”(1993.7.28)

“孚兄:……鬻画之事,给你添了许多麻烦,此事稍得善价,就可以了。文士贬价,我现在的月入已低于电影局的门卫。日前与桑弧通电话,他也感慨万千,深苦寒酸。清寒本是常 态,但 不 期 艰 窘 如 是 耳。”(1993.10.22)

“近出 《六十年文选》,已嘱出版社寄呈,想已达览。此书得到稿酬一万七千,已以万二装空调,当可解冬寒夏热之苦,余款正好付积欠房租。经济转轨,文人生涯愈益清苦,真是 无 可 奈 何。 ……”(1994.4.18)

“……画款已全部收到,劳神心感,恕不作泛谢。赴美探亲,曲折甚多,难于罄述。将来有缘,夜雨西窗,当为剪烛之谈。”(1995.2.6)

柯灵先生写的书信,依然散文大家,遣词造字,精雕细琢。是美文,又是真实的记录。

罗孚也是一位收藏家,同样是卖画买画,到了沈峻阿姨的笔下,就变成了一件快乐开心的事情:

“老罗、罗太:来信及钱都已收到,胡公目前正犯痔疮,卧床休息,没有作画。家中存画无红萝 卜,只有两根胡萝 卜状的红萝 卜,不知你们要不要? 或者其他题材也可考虑? 什么样的题材? 题上款无问题。关于上款问题我们有这样一番对话:

‘画上请你题上款。’‘题上款要加钱哟。’

‘你真是财迷心窍,写几个字还要钱!’

‘齐白石就是这样的。’‘你是齐白石吗?’‘我胜过齐白石。’

‘请你不要捣乱,否则我不买 了。’

‘好吧,这次看在你面上,不要钱了。’

这就是胡公。”(1993.8.7)

胡公是胡考,他的水墨画,取法八大。

性格即命运,活泼的沈峻与调皮的胡考,跃然纸上。穷,也可以穷欢乐。这是我认识的“二流堂”性格。

来到北京后,罗孚化名“史林安”,即杨宪益诗中的“风尘谁识史林安”,被黄苗子、郁风调侃成“史临安”,借指南宋偏安之地杭州。

羁旅京城的十年,成就了文人的罗孚,他开始了专栏写作,做起了廖承志口中的专职“罗秀才”。而他的最大收获和慰藉是交游,与“二流堂”等一票文化人成为挚友。

1990年,罗孚为我祖父写了一首祝寿诗:

寿夏公九十

狂飙过后又重阳,战地黄花自傲霜。旧梦懒寻嗟白干,新姿倦看斗红装。一身影剧文坛史,几许春秋笔伐章。世纪同龄跨世纪,祝公健步寿而康。

直到十年后某一天,沈峻写信告诉他,去年秋天他们夫妇去杭州参加了夏衍100周年诞辰的纪念活动,及故居开幕仪式。

转眼间到了2001年,离曲终人散的日子不远了。

罗孚最后的几年里,虽然多次北上,可是京沪两地的老朋友越来越少……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。

《罗孚友朋书札辑》 中的人物,如今均已谢幕,我祖父、“二流堂”和罗孚……他们的故事,有的留了下来,有的被带到了另一个世界。历史就是这样,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它的全部。

2017年12月17日于北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