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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彩金网站:点点滴滴在心头——钱谷融、陆文夫及那些先生们

2018年01月03日13:14 来源:文汇报 孙颙 

导读

钱谷融先生仙逝,在回忆先生教诲的同时,又联想到诸多前辈的言传身教,点点滴滴,感慨不已。趁记忆尚清晰,快记录下来为好。

钱谷融先生

他说出简短而尖锐的批评:“写文章,火气要少些。”

1978年初,我们这批七七级学子进入了华师大中文系。到秋天,有一次去中学实习的机会。那时年轻,拼得起,我白天在长宁区的一所学校实习,晚上回家,就埋头于酝酿已久的小说《冬》。一个多月,拿出了小说初稿。一个寒冷的雨夜,我壮起胆子,交给了来沪组稿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韦君宜和屠岸先生。做梦也没有想到,一个多月的时间,他们就回信,不但接受出版,还邀请我去北京,参加长篇小说创作会议,并特别说明,所有费用,他们承担。很久以后,我才明白——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,人文社想要催生文学春天的来临。一纸邀请,让我这个不满三十岁的文学青年,兴奋得几乎无法入睡。第二天一早,就把邀请信和请假条交到中文系。系里很快给我回复,简单明了,学生么,认真学习,外面的会议就不要去了。我顿时闷掉,心情之难受无法言说。于是,只能乖乖上课,努力地忘却那份邀请。谁知,一个星期后,系里突然通知,你去开会吧,回来补考试。很久很久以后,才有人告诉我,是徐中玉、钱谷融等老先生说了话,要鼓励年轻人出成果。我的人生轨迹,因为老先生们的呵护,出现了重要的变化。放宽点说,老先生们的鼓励,对于华师大中文系学生创作热情的井喷,是直接的推动。

毕业离校之后,只要见到钱先生,他都会随口问,写什么啦?其实,先生的脾气,就是随便一问,并不要我具体汇报。他自己的表率,就是宁可少些,绝不马虎。后来,我的散文随笔集《思维八卦》出版,母校出版社开一个讨论会。让我受宠若惊的是,钱先生竟然也到场了。对于学生,他会说点鼓励的话,但是,我记忆最深刻的,是那天他说出非常简短而尖锐的批评,他说,你写文章,火气要少些。很长时间,我反复品味先生批评的意思。后来,我知道先生最喜欢的一本书是《世说新语》,突有顿悟之感。魏晋之际,社会情况十分复杂,才会出现《世说新语》这样看似委婉实质内涵丰富的作品。文学作品,忌讳的是浅显直露,直截了当的大白话,看似痛快,却非文学上乘。先生的意思,我算大体猜到了。但是,做起来,总觉得自己的学养差一大截。我还会努力写一些文字,经常想想先生的教诲。

陆文夫先生

他说创作就像做肥料,把冲动放心里慢慢发酵

1979年初,在北京召开的长篇小说创作会议,是韦君宜、屠岸两位先生为推动文学春天早日回归,做的很重要的事情。王蒙先生等作家悉数出席,我能认识他们,实在是幸运。

我和陆文夫先生住一个套房,他一间,我一间,当中隔个厅。我早就读了他的小说,被他充满温情的文字所征服。那年头,我还比较幼稚,会议间隙,老是缠着他谈文学,也不怕他烦。他话不多,沉默的时间多些,也许与他多少年艰苦的经历有关。他没有嫌我的不知天高地厚,就算我的福气。我谈得最多的,是自己的创作打算,向他讲我的各种创作冲动,希望他给我指导点拨。他沉得住气,不打断我,也不插话,让我独自唠叨。偶然,他不置可否地说个短句,让我听不懂,到底是鼓励我写,还是劝我不写。我甚至从狭隘的方向猜想,也许,他不愿意把创作的经验传人。到会议即将结束的时候,有一天夜里,他终于慢吞吞主动闲扯起来。他说,你下乡很多年吧,我待的年头比你多。农民做肥料,要埋很长时间,让它慢慢发酵。你看到过吧?我一脸雾水,盯住他黑黑的脸,只点点头,答不上话。他不慌不忙地继续说,有很多冲动是好的,年轻人有热情。不过,我的想法么,你有一个冲动,把它放心里。过了一段时间,看还冲动不冲动?如果又有一个冲动,也放一段时间再说。假如有几个冲动,你又找到能够把它们好好融合起来的办法,也许,你就能够写出好一点的东西。他说到这里,戛然而止,眼神却亮起来,温和地望着我。我一直记得他的目光,也记得他意味深长的创作体验。在我后来的创作中,特别是写长篇小说,陆文夫先生的想法,让我受益无穷。

蒋孔阳先生

文学艺术奖投票前,他专门找我了解秦文君

蒋孔阳先生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。原来,我只闻其名,无缘当面求教。1991年,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奖评选,评委们集中在浦东一个花园式的宾馆里,读文字,看影片,住了好几天。蒋先生和我都是文学组的,能够朝夕相处,真是福气。蒋先生身体不佳,行动比较迟缓,所以蒋夫人一直陪在身旁。那次,文学组碰到个难题,初评时,秦文君的《男生贾里》获得很高的评价,但评奖的名额有限,文学作品,就评一两本,又是第一次评上海文学艺术奖,是否推一部儿童文学作品呢?那时候,秦文君还不是名满天下的儿童文学作家,评委大部分是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,平时一般不会读儿童文学,所以知道她的人很少。

投票的前一天,吃晚饭时,我正埋头于食物,有人叫我名字,抬头一瞧,我赶紧站起身子,因为蒋孔阳先生由夫人搀扶着,站在我面前。蒋先生问,夜里是否有空,他要到我房间来。我哪里敢劳动他,连声回答,我过去,我过去。一个多小时之后,当我走进蒋先生的居室,见他的桌子上摊开几本秦文君的书,除了《男生贾里》,还有别的。他说,这些儿童文学作品,他读过了,确实写得好;不过,由于他平时不读写孩子们的作品,因此没法比较,他知道我搞出版,因此希望我介绍一下秦文君的作品在全国儿童文学界的地位。我非常感动,一位桃李满天下的复旦名教授,做任何事情均如此认真啊!我赶紧把自己知晓的一五一十倒出来,最后还强调,我的儿子是小学生,他们一帮同学统统迷秦文君,见一本读一本。蒋先生听后,微微笑了,说,孩子们如此喜欢啊,心里有数了。第二天投票之前的讨论,因为蒋孔阳先生的侃侃而谈,秦文君的作品,顺利地以高票通过。此后,秦文君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。不能说,是这次评奖造就了秦文君现象,她的成功,源于她持续不断的奋斗。但毋庸讳言,这是一个重要的台阶。后来我们呼吁恢复上海文学艺术奖,就把秦文君在上海首先获奖作为实例提出,认为这是上海的眼光。碍于评审纪律,我一直未告诉秦文君评审时的细节。现在,蒋先生早已仙逝,二三十年过去,说说应该无妨了。

孙道临先生

他坦率无瑕的目光,始终印在我的脑海里

认识孙道临先生,也是在1991年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审会上。小时候,看《渡江侦察记》,为道临先生扮演的解放军指挥员而倾倒,哪里想到,会有这样朝夕相处的机会?

他是影视组,我在文学组,仅仅在饭厅里见面,点头微笑,于我,已经很满足。没想到,一个机会,让我们熟悉起来。评奖快结束时,有评委提议(可能是张瑞芳先生),说上海的文学艺术奖,颁奖应该有特色,最好是艺术家们来颁奖。这个提议,获得一致赞同。颁奖的主持人,被公推出来,就是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先生,这规格之高是没得话说。颁奖词呢,大家要求我来写,一则我是搞文字的,二则我最年轻,理应辛苦。我当然不敢推辞,并且使出全身解数,希望写好,不辜负看得起我的先生们。交稿后,以为没我的事了。不料,张瑞芳和孙道临两位艺术家,为这台颁奖会,认真地排演起来。他们对颁奖词中任何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,均会由孙道临先生出面,与我商量,是否可以改动。我非常惶恐,我对道临先生说,你们随意怎么改,无须征求我意见。道临先生诚恳地说,他们觉得,是我的文字,一定要问过我才能改。先生们的谦虚和认真,感动得我无言以对。

这次交往,使我得以与道临先生成为朋友,以后,每年找时间聊一会,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的著作,也请我去参加座谈会。印象最为深刻的事情,发生在若干年后的上海文学艺术奖评奖期间。那一回,道临先生是终身成就奖的大热门。可惜,在最后的投票中(需要三分之二评委赞同),道临先生以一票之差没入选,只作为提名获得者。

我不知如何表达心情,见面只是尴尬地笑笑。那次策划颁奖仪式,我依然是颁奖词的撰写者。我得知有一项安排,即颁发终身成就奖的时候,被提名者同时上台,绿叶衬托红花之意(那年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记得只有一人)。我感到非常不合适。像道临先生这样的大演员,不获奖已经是亏待,再让他作为陪衬登台,有些过分吧?但是,主办方说征求过道临先生本人意见,他欣然接受。这样,我就无话可说了。

颁奖那天,聚光灯把华丽的舞台照得通明。道临先生手捧鲜花,站在获奖者身旁,自然地真诚地微笑着,始终微笑着。那坦率无瑕的目光,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。

朱践耳先生

他“自寻苦吃”,只为找到对的“味儿”

从小,唱践耳先生的歌,认识他,也是在1991年的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奖会上。

当时,践耳先生刚刚开始一组交响诗的创作。经过多年积累,这组创作才形成宏大的规模,总名为《天、地、人》交响组诗。1991年的时候,可能践耳先生自己也没有把创作全部规划好,但是,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创作。他给我们介绍正在手头的一部乐曲。此曲的意境,来自唐代诗人柳宗元的五言绝句《江雪》。短短二十字的诗,要谱成震撼人心的乐曲,需要极高的音乐造诣和丰富的想象力。践耳先生是温和之人,说起话来慢吞吞,细声细气,但是,谈到创作,他精神为之一振,声调高了,中气足了。他说,我搞来搞去,《江雪》的味儿不够啊,大雪无踪,天地一片苍茫的气象,那意境出不来啊。我听着心中寻思,“千山鸟飞绝,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,独钓寒江雪”那样言简意骇的绝句,要用旋律表现出来,确实是自寻苦吃。践耳先生不屈不挠,他说,他不肯将就着写完算数,一定要找到最理想的表达方式。不知苦恼多久,有一天,豁然开朗,京剧中有那个味啊——苍劲强悍的声调。他决定找个京剧大师来合作。谁?尚长荣! 践耳说到此,似乎不好意思,呵呵笑道,那么小的事,就是让他放开来吼几句,没想到,他爽快地答应。正是靠他的嗓门一吼,味道才有了。践耳先生把录音放给我们听。果然,雄浑悠扬的旋律,尚先生豪放而余音不绝的声音,真个是绝配! 我顿时明白了,艺术精品,不会从天上掉下来,得靠顽强不息的追求,才能够实现!

那时,我还兼着上海音乐出版社社长。对于音乐,我实在是外行。有践耳先生在面前的好机会,赶紧讨教。我的一些问题,小儿科而已。践耳先生不笑话,有问必答。记得有一次,我傻傻地问,交响乐的指挥,不就是按旋律挥动胳膊,为什么地位如此之高。他微笑着,认真地用亲身经历的故事回答我。他说,改革开放之初,他应邀访问莫斯科。他随身带去新创作的交响乐手稿,很潦草的手稿。当地交响乐队的首席指挥,要去手稿看,第二天,竟然就能指挥乐队演奏出来。践耳先生的目光,在玻璃镜片后闪烁着,轻声说,知道吗,竟然比排练了很久还好,比我创作时的想象也好。这就是大指挥的本事! 践耳先生的话语,让我对艺术奥秘的感悟提升了,他不吝开导后辈的热心,更深深留在我心底。

王元化先生

“你可以谋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”

1985年,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。面对这样一个老牌大社,我太年轻了,对出版社的管理,非常茫然。有一次会议,王元化先生与我比邻而坐,我说起自己的苦恼。元化先生鼓励我道,建国初期,他担任新文艺出版社负责人时,才29岁,比我任职时年轻多了。新文艺出版社是上海文艺社的前身,我赶紧向这位前辈虚心求教。元化先生耐心地点拨我许多。因为当面讨教的时间有限,后来,我又写信向他询问。元化热情地回信,一一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荣幸地做了一回他的学生。元化先生给我的信,后来被收进《现代作家书信集珍》。

1992年,我调到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工作,负责图书出版管理,前后有十六七年。其间,若干事情处理得让元化不满意。曾有朋友带了他的话来,说见面时要与孙颙说个明白。元化是我尊敬的大学者,我肯定不愿意和他有不愉快的争执,因此,就有些怯于见他。2007年,我开始兼任作家协会党组的工作,自然要去拜访文学界的元老前辈们,元化那里,肯定要去报到的。我想,不管元化先生如何说我,一不解释,二不推托,能被学养如此深厚的长辈教导,也是求之难得的事情。

进元化先生书房时,我小心而客气地称呼他,不像当年求教他时那么自然。元化何等睿智之人,他从我的客套中,看出我的忐忑,竟微微笑起来,挥挥手道:“来了,来了,好,好!”随即热情地招呼我往里面坐。待我坐定,他即开口与我谈文学界的事情,说的很杂,也很宽广,他对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。他说话向来不急不缓,体现出深思熟虑的风格,那一天,他却是主动提及各种话题。我心里明白,他用谈话来消解我内心的紧张,我实在为他的宽厚而感动。那天话说得很多,印象特别深刻的,是他分析在作家协会工作的状况。他说,你到这里来,可以什么不做,那就是得个清闲;也可以做得非常热闹,直到让作家们受不了;当然,你也可以谋定而做,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。元化先生没有明确说希望我如何,但这个选择题的答案是清晰的,愚笨如我,应该听清楚了。

隔些日子,我再去看元化先生,他正在写毛笔字。我见他挥笔轻松自如,墨迹圆润潇洒,随心随意,不由赞叹起来。他笑道,不过是一种练气养生的方式,谈不上有啥造诣。没想到,一星期后,他托人捎来一幅书法送我,录自陆士衡的《文赋》,其中一行:“观古今於须臾,抚四海於一瞬。”虽然是早就知道的名句,但是,经元化先生之笔书写,又觉得意境宽了许多。

后来,他突然病重,我和赵长天赶去医院探望。他兴致勃勃,问文学方面的新近情况。担心他累,我们总是尽量说简单的。告辞时,大约想起赵长天是《萌芽》主编,他提高嗓音,很有中气地关照了一句:“要为年轻人多做些事情!”我们知道,在关心新人方面,元化先生一直身体力行。近年来,上海作家协会主席团和党组,确实也为文学界新锐的成长做了较多的努力。文化的代际传递,正是如此进行的。

李子云先生

她默默听着,突然将我一军:“你为什么不写?”

早先,与李子云先生不太熟,知道她是著名文艺理论家,曾长期在夏衍先生直接领导下做文化工作。到作协党组工作以后,自然就见得多起来。2009年春节,我去给她拜年。天很冷,她家没有开空调,喝着热乎乎的茶,话题一直围绕着上海的文学创作转。当时,《繁花》等作品尚未出来,路内、小白一帮新锐还潜伏着,我只能如此回答,写上海的作品,主要靠女作家们撑了,安忆一直有新作,王小鹰、竹林、陈丹燕、王周生也贡献多多。子云先生默默听着,突然将我一军:你为什么不写?我被问住,确实,进入新世纪,我只是写点散文随笔。她接着说,你原来写的《雪庐》是可以的,不应该停下来,不要强调工作忙。我勉强回答说,那,我再试试?子云先生说,你当知青时做过干部,带头干活,人家才听你的。创作也是这样,你当书记,不能光号召别人。我被她直率的批评镇住了,连连点头,表示一定不辜负她的期望。当时,我还想起安忆也有过类似的提醒:鼓励别人写上海生活,自己为什么不做?

子云先生因病去世的消息,来得十分突然,连去医院送她也来不及。那时,我还兼着上海政协文史委主任。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职。她的经历如此丰富,肚子里的掌故何其之多,我们竟然没有去做点口述实录。这是无法弥补的损失。

不久,我开始创作新的小说。当疲乏袭来,想偷懒停下时,我自然回忆起子云先生的鞭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