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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费彩金网站:钱锺书与张隆溪80年代交往记

2017年12月25日12:29 来源:中华读书报 庞惊涛

2017年9月20日,笔者致函成都籍当代著名文化学者张隆溪先生,拟就他和钱锺书交往的情况进行面访。张隆溪先生回函说:我在80年代初曾与钱先生经常见面,也有书信来往,但时间不长,只有短短几年。在他所著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一书中,谈及钱锺书的,计有《钱锺书谈文学的比较研究》《钱锺书的语言艺术》《思想的片段性和系统性》《怀念钱锺书先生》《读“我们仨”有感》《论钱锺书的英文著作》等数篇,部分文章原以英文写就,由他自己用中文重新改写而成。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了张隆溪著《一毂集》,其中又收了他为纪念钱锺书百年诞辰所写的《中西交汇与钱锺书的治学方法》一文。

藉由和他的通信和这些论文,可以考察和重构钱锺书与张隆溪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交往的过程和细节。

张隆溪其人:清诗蜀冠张问陶后辈

张隆溪,1947年生于成都,曾任教北大和加州大学河滨分校,现任瑞典皇家人文、历史及考古学院唯一健在华裔外籍院士、欧洲科学院院士,香港城市大学比较文学与翻译讲座教授。2007至2009年,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受聘为教育部“长江讲座教授”。2010年受邀成为美国NewLiteraryHistory(《新文学史》)顾问编辑,张隆溪是其中唯一的华人学者。2016年7月,张隆溪当选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,这是该学会成立60年以来,第一次由华人学者担任主席。张隆溪于2017年与美国哈佛、麻省理工、英国牛津、剑桥、法国巴黎大学等名校一些杰出学者一起,受聘为芝加哥大学新成立的“斯坦诺维奇知识形成研究所”(SIFK)校外教授。他又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人。

提及张隆溪,坊间喜谈其家族渊源。张氏先祖可以追溯到康熙时身居一品大臣的张鹏翮,张氏家族居于四川遂宁,历代出了不少名人,其中有乾隆时的大诗人张问陶。张问陶即张船山,乾隆五十五年进士,曾任翰林院检讨、都察院御史、吏部郎中,其诗被誉为清代“蜀中诗人之冠”。张隆溪的父亲张崇琎年轻时移居成都,张隆溪即出生于此。

但作为地道成都人的张隆溪,虽有成都情结,但更有放眼四海的开放观念,也从不以“张问陶后人”而自得,而是“更觉世界之大,天下之广”“对一个人的眼光和胸怀更为重要”。所以,张隆溪每回成都,只在极有限的学术圈中有消息,即便和他熟识的同辈及晚辈学人,也只津津于他在成都读中学的旧事,当然,谈论最多的,还是马识途对他的慧眼识才和大力提携。

初见:一篇序言牵线

考察张隆溪的读书和此后的教学研究轨迹,不难发现他和钱锺书先生交往的时间。

张隆溪1966年高中毕业,文革中下乡,1972年以招工的名义,从插队的凉山州德昌县茨达公社回到成都。因马识途荐举,于1978年文革后恢复高考时,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,并以总分第一名成绩,考取北京大学西语系,成为文革后第一批研究生。1981年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。

1981年,正是钱锺书先生学术创作取得重大成就、声誉达到巅峰的关键时期。其时,《管锥编》1-4册已由中华书局出版,《宋诗选注》和《围城》重印。钱锺书频繁参加海外学术访问和学术交流,先是以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,出席在意大利举行的欧洲汉学家会议,后赴日本访问,在早稻田大学作《诗可以怨》的演讲。次年,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。

这一年,对钱锺书和张隆溪两个人来说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学者张文江在他的著作《钱锺书传——营造巴比塔的智者》一书的自订“钱锺书简易年表”中,特别作出了如下记录:和张隆溪的谈话中,发表对比较文学的看法。由此我们可以确定,钱锺书先生和张隆溪的初接触在1981年。

这次初见,其实是一篇序言牵的线:

留校任教后,张隆溪有一次很偶然地在北大图书馆看见一本英文书,是一个外国人翻译苏东坡的赋,书前面有一篇序言是个中国人写的。序言用英文写成,写得非常漂亮。《管锥编》出版后,张隆溪才知道这篇序文的作者就是钱锺书先生。

见贤思齐,在学术研究上已经崭露头角的张隆溪不禁产生了“一识荆州”的想法,但苦于钱锺书在中国社科院,自己在北大,一校一院之间需要有关系打通,张隆溪只能静待机缘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一天,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、荷兰学者佛克马到北大访问,张隆溪做他的陪同兼翻译,因此有了和社科院文学所的人座谈的机会。佛克马对张隆溪的翻译很满意,就对他说:明天要去见钱锺书先生,你能不能继续做我的翻译?张隆溪爽快地答应了。知道这个消息后,北大外事处的人特别警告张隆溪说,钱先生是我们国家顶有名的学者,可是钱先生的脾气也是有名的。他脾气很怪,他如果不高兴,不喜欢一个人,脸上马上就会表现出来。我们可以让你去,如果半途你觉得气氛不对的话,最好你就先走。但张隆溪对此却大不以为然,他认为一个人学问越大,待人接物应是越谦虚的。

下面这一段,是张隆溪著作原文,姑引如下,以让读者知其原景原味:

见到钱锺书的时候,钱先生讲一口漂亮的牛津英文,当然是不需要翻译的,所以我就那么呆坐着,也没有说话。……佛克马先生写过一本《20世纪文学批评理论》的书,钱先生很客气,说这本书写得很好,可是也问了一个问题:你为什么没有提到加拿大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家弗莱?你讲当代文学批评理论,怎么没有提到他呢?佛克马就说在他看来,弗莱的批评理论有太多心理学的成分。我当时刚好看过弗莱一本很重要的书《批评的解剖》,觉得佛克马讲得不怎么对,我就说,我看过这本书,我不大同意佛克马的看法。我这么一说,钱先生这才注意这边上还有一个人,就转过身来对我说,现在中国大概还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书。那是真的,那本书当时在北大图书馆都没有,我那一本是我在美国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。当时钱先生问我有什么看法,我刚看过而且准备写一篇文章介绍弗莱的理论,所以我就说了一通。钱先生颇为赞赏我的意见。

或因于张隆溪特别的表现,钱锺书注意到了在当时还是后生小子的张隆溪应是可造之材。今天,我们亦无法进入到钱锺书的内心,去了解和剖析他当时的“心念一动”,但从后来一系列特别的关照看来,钱锺书已决意好好培养张隆溪——尽管他不收学生。张隆溪1983年离开北大去美国哈佛留学之前,钱锺书先生赠给他一套两本的《全唐诗外编》,并在前面写了几句话,其中有“相识虽迟,起予非一”一语,这是用《论语》八佾里的典故,暗示他们两人之间是师生的关系。

张隆溪后来的自述里,充满了对钱锺书先生的感激和深情缅怀:

后来过了一会儿,钱先生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间,因为他要把他的《旧文四篇》送给佛克马一本,还要送给我一本,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,我就跟他讲了。他又问我在北大干什么?我说在北大西语系做研究生,他问我老师是谁,我说是杨周翰先生,他就说,啊,周翰从前是我的学生。我告诉钱先生,佛克马是让我来做翻译的,我知道您不需要翻译,可是我看您的著作真的很佩服,非常希望来看看您,所以就来了。钱先生很痛快,他马上就对杨绛先生说,季康,把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写给隆溪。他又对我说,以后你要来,尽可以先打电话。以后我就经常和钱先生见面,而且有海外的人来见钱先生,从官方的渠道见不到的,通过我私人渠道见到的也有几位。

从辈分上来讲,张隆溪理应是钱锺书学孙一辈的人。但在张隆溪和钱锺书的交往和通信中,钱锺书始终以兄相称,或又称贤友,足见其襟怀。

再谈:关于比较文学

回到北大后,张隆溪便很快给钱锺书先生写了一封信:除了表达谢意,还继续佛克马和钱锺书对谈的话题,谈比较文学。佛克马称赞钱先生对比较文学作出了很大的贡献,钱先生谦虚地回答说:我这不是比较文学,不过是个折中主义的东西。在回信中,钱锺书用他标志性的、具有学者风范的毛笔字回答了关于比较文学“折中主义”的观点。钱锺书认为他所谓的折中主义是“似谦实傲之词”:自从19世纪以来,英文中折中主义(eclec-ticism)好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,但是我用这个字是取18世纪启蒙哲学家尤其像伏尔泰、狄德罗这些人,就是法国大百科全书派的定义。那么这个定义是什么呢?就是敢于独立思考,不要去盲从一派,而能兼采众家之长。

在信中,钱锺书先生特意把“敢于独立思考”这几个字的法文原文引出,以示重视。特别标出的“敢于独立思考”,对张隆溪后来的学术研究,可谓影响深远。

这也是钱锺书首次较为系统地谈及他关于比较文学的观点,在学术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。钱锺书虽一直不以比较文学研究大家自居,但他在比较文学研究、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,对张隆溪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。

很多年后,张隆溪在回忆和钱锺书先生的交往时,仍然很动情:在做学问的方面,我想我尤其受到钱锺书的影响。也许本来我是自学的,没有很狭窄的分科、分系的约束,兴趣非常广,我想这也许是我很喜欢钱先生文章的原因,因为钱先生写的东西是包罗万象的,他的《管锥编》可以说是无所不包,从语言学、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经学,甚至科学等各个方面都讲到了。在做学问的方法方面,在很多方面我都受到他的影响。譬如他给我写的第一封信里面,说要敢于独立思考,不要受任何一派的束缚,要兼采众家之长。这对我来说,在后来的工作和学习当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

50多封通信

从1981年到1983年张隆溪离开北大到哈佛,可看成两人学术和思想交流十分密切的时期。经由书信这种传统的交往方式,他们完成了学术研究上的代际接力和思想上的自然传承。一定程度上,张隆溪成为了钱锺书在比较文学尤其是中西阐释学上的衣钵传人。

据张隆溪介绍,这两年间,他和钱先生常常通信,在哈佛读书和后来在加州大学任教的十数年时间里,钱先生一共给他写了50多封信。

钱锺书对张隆溪的提携不遗余力。在张隆溪尚未去哈佛之前,当时中国社科院要写一些介绍当代西方学术的报告,有关西方文学理论的部分本来是请钱锺书写,钱锺书直接推荐由张隆溪来写。张隆溪自然不负恩师之托,写出了一系列文章。这50多封信函,张隆溪“珍如拱璧”,很少示人。后来在出版《走出文化的封闭圈》一书时,有了少量的公开。

衣钵传人,四海点灯

以张隆溪今天及未来可能的成就,证明了钱锺书先生当年的青眼不负。我们也可以从张隆溪的学术方向和成果上,来考察分析他和钱锺书先生幽微相通的地方,或许一颗学术传承的火种就是在当年那一面初见时,就已经点燃。接过前辈的灯,然后四海燎原。

钱锺书将中国阐释传统的相关言论提升为系统深入的“阐释循环论”,并将“合观”“连类”“比勘”“移笺”等传统的训诂方法提升为通用于各个层面的阐释方法,使他成为当之无愧的阐释学大家。由此,他建立的一种圆融辩证的文学阐释学,以开放吸纳西方阐释学的思维,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阐释思想。有学者评论: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代表了文学阐释思想方面的最高成就,并且迄今为止仍是一座难以逾越的理论高峰。

和钱锺书用典奥的文言文写就的《管锥编》不一样,张隆溪的《道与逻各斯》是用英文写就的,然后再经由翻译出版到中国内地——这和钱锺书的《管锥编》经由翻译出版到西方国家的路径是一样的。从研究比较文学的同一性来观察,张隆溪把中国文学的阐释学主场,放在了西方,这当然跟他后期的西方教育有关系,而钱锺书则把文学的阐释学主场留在了中国,只是他借助了自己留学英法时学习和记忆里的大量西方经典。这样的不同,显然因于时代的关系,但也有两者在学术旨趣上的差异。究其实,他们在文学阐释上的比较视野和方法,在精神上是相通的。从这一点来说,张隆溪局部地继承了钱锺书关于比较文学、尤其是阐释学的衣钵——尽管他未必会承认此点。